考证派是否误解了《红楼梦》

在中国庞大的《红楼梦》研究队伍中,考证派是其中的主要力量。考证派的基本任务就是全面证明80多年前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即“《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曹家的自叙”。8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学者为胡适提出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多少考证,只是直到现在也没考证出曹雪芹的真实身份来。其实,胡适关于《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家世自叙的说法,早就受到相关学者的质疑,到了现在,怀疑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人也越来越多。面对这一令考证派学者难以收场的局面,我们也许可以对此进行比较冷静的换位思考,即是不是胡适当初在进行《红楼梦考证》时,就从根本上误解了《红楼梦》?许许多多的学者们,是不是也跟着胡适“走错了道路”,同样误解了《红楼梦》?

一、各执一词的考证成果

1915年11月,蔡元培先生发表了《石头记索隐》一文,并在其开头开明宗义地指出: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旗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

六年后,胡适先生发表出《红楼梦考证》。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先生认为蔡元培关于《红楼梦》是“反清吊明”的索隐方法,是“走错了道路”,“是很牵强的附会”,并在该文中言之凿凿地认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蔡、胡二人关于《红楼梦》的辩论展开后,便在红学界中形成了渭泾鲜明的索隐派和考证派。1923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力度。解放后,周汝昌于1951年发表《红楼梦新证》一书,更进一步加强了考证派在新中国红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考证派推翻了索隐派的观点,考证派的“考证”成果同样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1964年8月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鲜明地支持了胡适的观点。在那“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自然得到全面的贯彻,蔡元培的观点便在红学界遭到了全面的封杀,奉胡适为开山祖师的考证派红学家从而全面掌控了发言权。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考证派于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的家世进行了全面的考证。令人遗憾的是,考证派学者们通过几十年孜孜以求的考证,却始终没有找出《红楼梦》著者曹雪芹于何年何月何地写作《红楼梦》的半点证据,对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儿子或孙子也越考证越糊涂,反而把红坛搅得浑浑沌沌,派生出各执一词的甚至是日趋荒唐离奇的考证结果。用俞平伯的话来说,这样的“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下笔愈多,去题愈远”。

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至今80多年了。80多年的《红楼梦》考证历程,几代人的考证付出,其时间不谓不短,其付出不谓不大。而红学家们考证出来的成果却众说纷纭,各成体系。之所以出现这样表面热闹,实则无序的红学考证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考证派的红学家们按胡适“大胆假设”的方式进行假设后再求证的结果。由于大家纷纷假设又各自发挥,这些多凭假设推测出来的考证结果,到了最后,都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而谁也说服不了谁。就连考证派的开山祖师胡适也对自己的考证结果出尔反尔,更谈不上自圆其说。到了后来,胡适也许是意识到他的这项考证有点太虚无缥缈,根本不可能考证出有价值有说服力的结果来,居然为世人留下有始无终的话柄,即立起了考证派的山头之后,却撒手不干了。

在考证派学者的阵营中,周汝昌因写出《红楼梦新证》一书,自诩为 “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几十年来,他为《红楼梦》的研究确实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只是在他的《红楼梦新证》中,也没有考证出真正有新意的成果,更谈不上真正解答出胡适提出的考证要点,却紧紧地抱着《红楼梦新证》中“脂砚即湘云”的学术成果,并不知疲倦地到处宣扬他这一“平生最得意最重要的一项考证”。只是周汝昌的这一成果,俞平伯早在1964年6月就指出“脂砚斋为史湘云……的说法,自不可信”,刘溪梦和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按不上榫”,为《胡适口述自传》进行整理和翻译的唐德刚先生,也称周汝昌此举“其实也都是些证据不足的假设”而已。身为《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的冯其庸先生在其著作中,除了以大量篇幅介绍他对曹氏家族的考证成果外,也对曹雪芹究竟于何时何地写作出《红楼梦》说不出半点证据,多以“缺乏有关曹雪芹的直接资料”而予以搪塞。

尽管学者们一直找不到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真正证据,不少考证派红学家们还是纷纷推测并争论曹雪芹生于何年死于何岁,全凭假设杜撰出一本又一本关于曹雪芹是怎样写成《红楼梦》的著作,引发出曹雪芹家世的发祥地究竟是河北丰润,还是辽宁辽阳的派系之争。这种各执一词的考证成果和考证现象,形成了几十年来中国红学界的独特风景。为了凑热闹,刘心武居然以知名作家的身份,把《红楼梦》书中秦可卿抱养于养生堂的原话全面推翻,别出心裁地推出了他独具一帜的“秦学”流派,假设出一部又一部关于秦可卿的“红学专著”来。……

二、舍本逐末的考证方式

胡适当年因《红楼梦考证》而立起的考证一派,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为了让其考证成果具有说服力,并引导读者们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考证派的学者们在证明这部书是“曹雪芹所著”的同时,还应该给读者解释以下问题:《红楼梦》一书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书中的大量日期说明了什么?该书开头反复申明此书并无干涉朝政,在书中却又对朝政的黑暗进行充分揭露和无情指责的用意说明了什么?若作者真的无意干涉朝政,书中贾府大量的皇室用品和皇宫陈设说明了什么?特别是贾宝玉经常身着“立蟒”龙袍的穿戴又说明了什么?如果曹雪芹敢在书中留下自己的真实名字,而作为评书人的脂砚斋又为什么不敢在书中留下自己的真实名字?为什么作者要说此书是曹雪芹在“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悼红轩”三个字的含意究竟是什么?这三个字与“反清吊明”是否有无关系?……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许多以红学大师自居的红学家来说,为读者解释上面这些问题,本该是这些红学大师们理所当然的责任,更是每个真正研究《红楼梦》的人所不能回避而且力求解决的问题。如果红学大师们对这些问题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反而另避蹊径,进行与此没有多少关联的其他考证,比如不去求证曹雪芹本人与《红楼梦》书中的内在关联,不去解决曹雪芹及其家世与《红楼梦》书中情节的种种矛盾,却去为与书中曹雪芹没有任何关系的的曹家家世进行数十代的渊源考证,纷纷为一个子虚乌有的曹雪芹生于哪年哪月那日争论不休,这对进行《红楼梦》考证的范畴而言似乎都是舍本逐末之举,甚至是隔靴搔痒之劳。中国有名老话,叫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几乎以举国之力,穷数十年无数人考证之工,而得不到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一丁半点直接证据,搞不清曹雪芹究竟是谁,那么,这个曹雪芹的真实性早就应该令人怀疑了,这项考证也谈不上有多少意义了。

按最基本的常识来说,无论是进行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只要是最初的立论正确,经过一定的时间的研究和验证之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应该是为最初的立论服务的。其研究的成果应该是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逐步地互相印证和互相补充,以至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成为一个严密的甚至是无懈可击的学术体系。而胡适先生关于《红楼梦考证》的六大论点创立80多年来,经过那么多学者的考证后,几乎所有的论点被一个接一个推翻,连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立论即“《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之说,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的质疑。俞平伯也指出:“定本书(《红楼梦》)之作者为曹雪芹,其实大有可商者。”刘梦溪先生则认为:“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不失孤明先发之见。”

这就足以令人怀疑胡适在当年的考证方式上存在很大问题,并在现实生活中导演了一场80多年的“胡博士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的真实闹剧。

三、出尔反尔的考证假设

胡适于1921年推出《红楼梦考证》后,又于1927年获得了一部被其命名为《甲戌脂评斋重评石头记》的《红楼梦》手抄残本(即通称的甲戌本)。由于这部脂评本中,一个署名为脂砚斋的评书人经常提到“雪芹”这个名字,字里行间还隐隐约约地流露出这个脂砚斋与曹雪芹存在某种关系,胡适及追随者则认为,有了脂评本中关于曹雪芹的这些蛛丝马迹,就能完全说明《红楼梦》是曹雪芹所著了。

因此,这些脂评本,特别是胡适最早获得的所谓《甲戌本》,是胡适们证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最重要证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脂评本俨然就是胡适的“考证”观点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然而,就在这么一个关系胡适“考证”立论是否站得住脚的关键问题上,胡适本人对脂评本中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却越说越矛盾。对此,魏同贤先生在《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重印说明”中,尖锐地指出胡适关于脂砚斋究竟是谁的说法实有“荒谬”之嫌:
……拿脂评本的第一主角脂砚斋来说,这是个什么人?他与曹雪芹到底是什么关系?胡适前后便有几种说法,他先是讲:“我们看这几条(指甲戌本的四条脂评。)可以知道脂砚斋同曹雪芹的关系了。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我并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亲属。”根据第八回脂评“作者今尚记金魁星之事乎?抚今思昔,肠断心摧。”进一步地说是:“看此诸条,可见评者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曹颙或曹颀的儿子。松斋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以上见“新材料”)五年之后,当得阅庚辰本的脂砚斋评语,又说“现在我看了此本,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他最后又说:“那些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说的话;其余可能是他的亲信朋友如脂砚斋之流要说的话。”(《跋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脂砚斋似乎又返回到“亲信朋友”的位置上去了。胡适如此翻来覆去、模棱两可,并不是胡适的推断不合理,而是在此类只能靠考证来解决的问题上,他却陷入了推想,一旦将这种推想落实到作者与评者的关系上,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陷入荒谬。

除了胡适对脂砚斋究竟是什么人的说法出尔反尔,还有胡适最早的信奉者俞平伯,也在《红楼梦》的考证中,表现出同样的出尔反尔。在俞平伯1954年发表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俞平伯认为“这《红楼梦》的著作权总得归给曹雪芹”。他这样说的理由是“脂评和其他记载(能证明),还有些别的证明”。到了后来,他又对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予以了全面的否定。比如他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中则说道:

1、其实,曹雪芹从来就没有说过是他独写《红楼梦》。
2、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众口相传,说法不同,还有的说是另一个曹雪芹呢。
到底是谁写的《红楼梦》,依我个人之见,《红楼梦》的完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他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

由于深感在《红楼梦》的考证中越“转”越糊涂,“这里通了,那里又不通了”,俞平伯还于1985年5月在其《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中深有感慨地说:

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了什么?

仅仅为了一部脂砚斋的评者究竟是谁,胡适就为此反反复复的自己立论,自己推翻,又立论,又推翻,足以说明胡适的立论站不住脚。加上俞平伯对胡适的考证方法提出公然质疑,更是在很大程序上动摇了考证派的所谓科学性和可行性。这样一来,那被考证派视为最重要证据的脂评本,也自然受到众多学者的怀疑。俞平伯甚至将其甲戌本不无贬意地说成是“胡适的‘宝贝书’”。克非先生在其《红学末路》一书中,以大量的理由认为胡适们奉为圭臬的“三个脂本(甲戌本、已卯本、庚辰本)是骗子在其专门造伪的大作坊里制造出的新产品”,因此指出“几十年红坛上诸多尊脂崇脂的高论,是站不住脚的。”

正因为《红楼梦考证》越来越暴露出它破绽百出,雾障重重,“这里通了,那里又不通了”。俞平伯不但于1985年发出“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的感叹,更是在临终时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千秋功罪难于辞达”的遗言,对自己倾注毕生精力的《红楼梦》研究进行了痛苦的大彻大悟的总结,并以常人不敢想象的胆略,指出胡适和自己在《红楼梦》研究中“腰斩《红楼梦》”,即把《红楼梦》整体分成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有罪”。随着俞平伯这一临终遗言的众所周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必然是越来越难堪,甚至越来越难以收场。事情到了这一步,真正让世人大跌眼镜了。

俞平伯先生临终时认为自己和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有罪”,是他对自己在红学研究中陷于误区而进行的彻底解脱。真正体现了俞平伯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非凡人格。正因为俞平伯先生在毕生的研究中,经常觉得依胡适的方法研究下去“越研究,越糊涂”,不断对胡适的考证方法提出质疑,“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总是及时‘修正’,决不文过饰非;在学术事业上表现出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诚挚学者的伟大良心”,被一些学者尊称为“的确是红学史上第一伟人,一代大师,永远值得学界崇敬和学习的楷模。”这么一位受人尊敬的红学泰斗临终时反而自称“有罪”。这样的遗言,无疑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彻底动摇了新红学的理论基石,超越并否定了胡适红学的根本观念”,“同时也宣告了脂本和脂砚斋这个大伪的破产”。然而,一旦胡适红学的理论基石遭到“彻底动摇”,必然会使不少红学大师的既得利益和权威受到根本冲击,他们几十年来的学术成果受到全面质疑。因此,当王湜华先生将俞平伯临终遗言的内容在《〈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二辑中披露后,随即受到一些学者的指斥。对此,俞平伯的外孙韦奈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说俞平伯的遗言中“象‘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不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

四、作茧自缚的考证理念

从胡适最先为考证派开山立派,到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紧紧追随,再到红学考证派的红极一时,乃至俞平伯在临终时对胡适的倒戈,直到现在的考证之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尽管仍会有不少学者死死抱着胡适的考证观点和方法继续进行假设,但考证派的江河日下已成定局。考证派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了连胡适都不能自圆其说的脂砚斋之说,还有一个同样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更荒唐的“自叙说”之谈。对此,孙玉明先生在《红学:1954》一书中,对胡适为代表的“‘作茧自缚’的‘自叙传说’”引发的种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作为“新红学”开山祖师的胡适,终其一生都忙忙碌碌地只顾开山立派,自也〔己〕无暇再来顾及这类小问题(即为《红楼梦》进行继续考证——引者注)。然而,随着“红学队伍”的不断壮大,随着红学爱好者的不断增多,他们提出并曾经一再论证过的“自叙传”说,却越来越显示出它那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糊涂阵”中的痴迷者越来越多。这支庞大的“自传说大军”,具体的表现也各不相同。若粗略划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誓死捍卫“自传说”的忠诚战士:他们的具体表现,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胡适开辟的“自叙传”说的道路奋勇前进,既不回头,也不旁顾。握在手中的笔,铺在桌上的纸,唯一的作用就是在“曹家史实”和《红楼梦》之间划等号,而且还大划特划,划个不亦乐乎。心有思,口有讲,“江南曹家即贾府”;写专著,作论文,“宝玉就是曹雪芹”!
第二类,打着“胡旗”反“胡旗”:他们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这一举动,表面看来是反胡适的,其实恰恰成了胡适派的“俘虏”。正因为他们也是首先坚定不移地信奉“自传说”,所以便拿着考证派爬梳整理出来的一些曹家史料,与《红楼梦》中的人物对号入座。岂料对来对去,却是越对越困惑,困惑之余,又开始反思。结果想来想去,终于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依据一些并不确定的推测——主要是曹雪芹的生年,再从“自传说”的基点上出发,认为曹家被抄家时,曹雪芹年龄尚幼,根本赶不上曹家的繁华时代。于是,他们便赶紧抛开曹雪芹这个“没福气的穷小子”,从他的长辈中寻找起那个“曾经历过一番繁华旧梦”的作者来。如此以来,什么“舅舅”、“叔叔”找出来一大帮,结果依然帮不了他们的忙。
实际上,第一类也曾经发现并深入考虑过这个问题,只因他们是“自传说”的“忠诚战士”,所以在发现胡适的这个大“漏洞”后,便赶紧“造出”曹家曾经再度繁华的说法来加以弥补,以便让曹雪芹过上几天贾宝玉那样的好日子,免得他写不出《红楼梦》来。仔细琢磨,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是“造”出来的,《红楼梦》中不就有“家道复初”、“兰桂齐芳”吗?再说,曹雪芹辛辛苦苦写一部《红楼梦》,多年来养活了那么多“红学家”,总不能不让他过几天好日子吧?
第三类,以考证之名,行索隐之实:这一类的立足点也是“自传说”。他们先是相信了《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一说法,然后试图在曹家与贾府之间划等号。但严格的考证方法没掌握,纯粹利用考证手法也难以达到目的,所以灵机一动,便毫不费力地从索隐派“老前辈”那里借来了“很容易解决问题的各种武器”——诸如“影射”、“拆字”、“谐音”、“寓意”等等,练上几招,感觉甚好,等不得枪法纯熟,便即迫不及待地挥戈上阵,披上考证派的铠甲,拿着索隐派的兵器,不顾一切地杀将出来。
以上三类,表现形式虽然不同,实质上却都是“自叙传说”这个大本营里的“兵”。随着《红楼梦》的继续普及,这支部队也将越来越壮大,以后还会派生哪几类来,难以预料。……

身为《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的孙玉明先生,对红学考证派种种荒唐之举的评述无疑是客观而公正的,但他对这种并不正常的“难收覆水”的考证现象,显然无能为力进行必要的正确引导,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新老红学家们,继续乐此不疲地为胡适的“自叙”之说找出自以为合理的说法,而争相走进胡适“大胆假设”的迷宫,纷纷进行自欺欺人的所谓红学考证。

五、别有天地的红学空间

红学考证派由胡适开端,继而在中国红坛沸沸扬扬,甚至一时风靡全球,数十年下来,最终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和越来越令人怀疑的困境。这样的结局,必然是许多红学家所始料不及的。但由于中国文人把面子看得太重,除了俞平伯先生能在“考证”的过程中,敢于不断对胡适“考证”方法提出怀疑,到了临终还能进行大彻大悟的解脱外,在大多数红学家中,能为《红楼梦》考证的失误乃至失败而反思其中原因的人实在不多,以种种理由作借口的人则不少,而且多把一直考证不出曹雪芹真实身份的根本原因推诿为“缺乏有关曹雪芹的直接资料”。正是因为考证派一直“缺乏有关曹雪芹的直接资料”,以致这一“考证”难以为继,除了一些人依然对《红楼梦》的主要问题以偏概全,避重就轻,信口开河,全凭什么“比考证更重要的”“悟性”为曹雪芹歌功颂德;而更多的人则干脆避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这一话题,专门从事《红楼梦》书中饮食、起居、衣饰、游玩之类的研究与探微了。对此,刘梦溪先生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感叹道:

到目前为止,红学考证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道路,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的多得多。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曹雪芹的生父到底是谁?脂砚斋是哪一个?《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作的?红学产生之初提出的问题,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无确定的答案。最不幸的是,一些接近解决的问题,又为重新分析现有材料提出的新说所动摇,比彻底否定还令人难堪,因为这说明原来立论基础的薄弱。偶尔有新材料出来,未及运用,就因真伪问题打得不可开交。可以说,在红学考证的范围里,很少有大家一致接受的结论。连作者是不是曹雪芹,意见也没有完全统一,怀疑论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考证派红学的兴旺时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他还预言:

……如果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红火。

刘梦溪先生对考证派评价自然是客观而公正的,尽管他对考证派的现状和成果感到失望,但他对考证派也不好进行太多的指责。也许,刘梦溪对“《红楼梦》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多少有些怀疑,他可能还不至于想到,胡适们考证了80多年的曹雪芹,其实与《红楼梦》一书没有任何关系;曹雪芹根本就不是《红楼梦》作者;《红楼梦》本来就是蔡元培所说的“反清吊明”的小说。这是因为红学考证派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以致“红学考证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道路,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的多得多”的关键所在,亦是“怀疑(《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论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的根本原因。

如果接过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的一文中引用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话,并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内涵,来评价考证派近百年来对《红楼梦》的考证,也许是非常贴切的。俞平伯先生亦于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召开的庆祝大会上说:

我早年《红楼梦辨》对这书的评价并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错误的,却亦很少引起人注意。不久我也放弃前说,走到拥曹迷红的队伍里去了,应当说是有些可惜的。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我自己每犯这样的毛病,比猜笨谜的,怕高不了多少。……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如果红学家们能真正跳出胡适关于《红楼梦考证》的深山野谷,以更宽广的胸怀,以更高远的视角,并从明末清初之际更广阔更复杂的时代背景来解读《红楼梦》,对蔡元培等诸先生的观点进行客观分析,而不是以一种与其观点势不两立的偏见去对待胡适观点之外的一切红学成果,或许就能比较清晰地发现:曹雪芹仅仅是《红楼梦》书中与贾雨村、甄士隐一样的代名词;《红楼梦》书中流露出太多的“反清吊明”思想。刘溪梦先生也认为:

《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一个绝大的问题,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

我们可以预言,若是真如刘溪梦先生所言,一旦经过深入的研究,随着《红楼梦》书中的反满思想更多地浮出水面,考证派对《红楼梦》的误解和考证,也将慢慢地打上句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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